需要参加农产品自由贸易、开放本国食物市场、需纳入国际农产品生产和营销体系的中国，应该如何面对世界的农业体系？

　　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后果，美国、欧盟、日本巨额农业补贴政策的外溢性，产业化农业和基因农业的可能影响，以及资本雇佣劳动框架下的单一世界食物体系的形成及其对世界各国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可能威胁，都尚未被清楚认识。本专栏无力探讨这么多问题，而只能放在中国农业的背景下，去探讨其中一个小的侧面——中国如何保持单独的粮食生产体系和食物体系，如何从总体上保证粮食安全以及食品安全。在已经开放了国门而又无力支付巨额补贴的中国，在涉农以及食品体系的领域，我们可以作为的空间似乎已经很小。

　　1998年中国签署中美农产品贸易协议，决定加入世界农产品自由贸易，温铁军提出了农产品“天花板价格”和“地板价格”的说法。粮食的国际价格是天花板价格，是国内粮食价格的上限；国内生产成本的价格是地板价格，是粮食价格的下限。这样，理论上，国内粮食价格在此两者之间涨跌。一旦涨过天花板价格，粮食价格就会通过进口的影响使粮食产品价格开始回落。

　　我们以1993年到2004年美国和中国的小麦期货价格进行比较，自1995年起，中国的小麦期货价格，除个别月份外，就一直高于美国的期货价格。而且，高出比例大多数时候在20％~80％之间。

　　然而，1998年之后，伴随种粮成本的提升和粮食价格的低迷，即便是高出美国期货价格的中国粮食价格，也已经降到了地板价格之下，农产品的投入产出开始为负值，如果将农村劳动力投入计入成本，农民的粮食生产已经是入不敷出，投入产出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合理。但即使这样，我们的粮食价格还是高过美国所设定的“天花板价格”。

　　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形势早已是既捅破了“天花板”，也踏破了“地板”，由于价格没有了弹性区间，使得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关于粮价调控的政策腾挪空间。

　　既捅破了“天花板”，又踏破了“地板”的中国粮食价格，维持自身粮食安全的压力就更大。

　　中国粮食生产体系之所以还在，除了少许的关税与配额保护，以及运输成本和储运成本外，更在于中国农民家庭粮食消费的自给自足。正是由于中国大约65％的粮食生产是农民不计成本为自给自足而生产的，使得中国总体上的粮食自给率还较高。但是我们看到，伴随加入WTO中国关税的减让，农产品关税配额取消，少许的关税与配额保护越来越难以奏效；伴随运输储运技术的不断提高，运输储运成本在降低；而中国又在10年来不断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促进农村的市场经济，使得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比率还在大幅度减少。更加严重的是，美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远远没有释放，使得当前危险的平衡难以持续很久。

　　之所以说美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远未释放，主要是美国近些年主要粮食作物的耕作面积一直在15亿中国亩左右，但由于美国政府补贴休耕，美国还有大约1/3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这很容易再复原为耕地。而且美国的农作物历来是一熟制，合理密植技术也远远没有像中国这样得到淋漓尽致的利用。所以，保守估计，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短期内提高30％~50%的粮食产量。而从10年以上的长期看，提高100％的粮食产量，也并非难事。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时，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涉农政策。

评：中国的农耕劳动力平均只能耕5亩左右，机械化有但很低。目前中国耕地面积在8亿亩左右，所以需要至少1.6亿农耕劳动力，加上配套的劳动力，在2亿左右。目前农村户口在7-8亿左右，但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在2亿多，所以如果想继续依赖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这个不太现实：有技术的人基本都在工商业，不可能为农业提供大量技术人才。在能源和资金上也是如此。所以现在的农业落后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除非国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目前是种地平均成本高于销售价——同时为从事农业的技术人才提供资金补贴。但这一定会在短期内打击工业。

另一个不太现实的路径是，寻找国际合作——海外粮仓。